中国法律职业伦理发展史如何演进？

第一阶段：古代传统社会（先秦 — 1840年）—— “伦理”与“律法”的混合体

在古代中国,没有现代意义上的“法律职业”（如律师、法官）的独立概念，伦理规范主要体现在为官者（尤其是司法官员）的“吏治”要求中，其核心是“德主刑辅”和“为官之道”。

核心特征：

1. 伦理与政治、道德高度统一：

   • 儒家思想主导： 司法官员的伦理准则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，核心要求包括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特别是“仁”与“恕”，要求司法者在断案时体恤民情，避免滥用酷刑。
   • “明镜高悬”的理想： 包拯、海瑞等清官成为司法伦理的典范，他们代表着公正、廉洁、不畏权贵，这种理想化的形象成为后世司法官员的道德标杆。

2. 核心伦理规范：

   • 公正司法（“狱贵情断”）： 强调重证据，据实情断案，避免主观臆断，如《唐律疏议》中就有关于断罪必须“引律令正文”的规定，体现了程序公正的萌芽。
   • 恤刑慎杀： 儒家主张“德主刑辅”，刑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手段，司法官员被要求审慎使用死刑，尤其要体恤老幼、妇孺、残疾人等弱势群体。
   • 廉洁自律： 对司法官员的腐败行为有严厉的惩罚。《唐律》中明确规定了“受财枉法罪”、“监临主司受财罪”等，将贪赃枉法与司法公正直接对立。
   • 回避制度： 为防止徇私，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亲属回避（如“避亲”）和籍贯回避（如“避籍”）制度，这是保证司法伦理的重要技术性手段。

局限性：

• 缺乏独立性： 司法官员是行政官僚体系的一部分，其伦理从属于“忠君”和“维护统治秩序”的政治伦理，缺乏职业自主性。
• 人治色彩浓厚： 伦理规范的执行高度依赖于官员的个人品德，而非制度化的职业操守，当君主或上级意志与法律冲突时，司法伦理往往让位于权力。
• 没有独立的律师群体： 诉讼中的“讼师”地位低下，常被视为“挑拨是非”之人，其行为规范不被主流社会所重视和系统化。

第二阶段：晚清至民国时期（1840年 — 1949年）—— 西方法律文化的引入与初步探索

随着西方法律文化的涌入,现代意义上的法律职业（法官、检察官、律师）开始在中国萌芽，法律职业伦理也开始了现代化转型。

核心特征：

1. 西法东渐与制度移植：

   • 清末修律（如沈家主持的“预备立宪”）和民国的“六法全书”体系，大量引进了大陆法系（特别是德国和日本）的法律制度。
   • 西方的法律职业伦理理念,如律师的忠诚义务、保密义务、法庭礼仪、法官的中立地位等也被系统地翻译和介绍到中国。

2. 职业共同体的初步形成：

   • 律师制度的建立： 1912年《律师暂行章程》的颁布，标志着中国现代律师制度的正式确立，律师开始被视为一个独立的、受人尊敬的职业，其伦理规范被首次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来。
   • 法学教育的兴起： 现代大学法学院开始设立，系统讲授法律知识和职业伦理，培养具备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律人才。

3. 核心伦理规范的确立：

   
   • 律师伦理： 强调对客户的忠诚与保密，但同时要求其恪守法律，不得教唆当事人伪造证据或进行恶意诉讼，律师在法庭上的言行也需遵守“律师法庭行为规范”。
   • 法官伦理： 强调独立审判和居中裁判，法官应不受外界干预，仅依据法律和事实作出判断。
   • 检察官伦理： 强调客观公正义务，不仅是犯罪的追诉者，更是正义的守护者，既要收集有罪证据，也要注意收集无罪证据。

局限性：

•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： 尽管有了成文的规范，但在军阀混战、政治动荡的民国时期，法治基础薄弱，法律职业伦理在实践中常常被权力和金钱所践踏。
• 形式化倾向： 部分伦理规范停留在纸面上，未能真正内化为法律从业者的职业信念和行为习惯。

第三阶段：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（1949年 — 1978年）—— 政治挂帅下的伦理真空

这一时期,随着国民党“六法全书”的废除，旧的西方化的法律体系被彻底否定，法律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，法律职业伦理的发展基本陷入停滞甚至倒退。

核心特征：

1. 法律工具主义： 法律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于党的政策和政治运动，而非保障权利和制约权力。
2. 法律职业的消解： “律师”职业被取消，取而代之的是“国家法律工作者”，其身份更接近于政府公务员，首要职责是宣传政策、调解纠纷，而非为当事人提供辩护。
3. 伦理的政治化： 法律从业者的“伦理”被等同于政治立场和对党的忠诚，所谓的“阶级立场”取代了法律的中立性和职业性，司法程序被简化，甚至出现了“群众审判”、“背靠背审判”等极端做法，法律的专业伦理荡然无存。

后果： 这一时期造成了法律职业伦理的断层和法治精神的严重摧残，其负面影响深远。

第四阶段：改革开放至今（1978年 — ）—— 重建、发展与体系化

改革开放是中国法治建设和法律职业伦理重建的转折点,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进程的推进，法律职业伦理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。

核心特征与发展脉络：

1. 恢复与重建（80年代）：

   • 律师制度的恢复： 1980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》颁布，律师制度得以恢复，律师的职责被重新定义为“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”，并开始强调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负责。
   • 法官、检察官制度的重建： 法院和检察院系统逐步恢复，开始强调依法办案。

2. 规范与体系化（90年代 — 21世纪初）：

   • 职业伦理的成文化： 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不同法律职业的伦理规范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。
     • 法官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》（已更新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规范》）。
     • 检察官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》、《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》。
     • 律师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、《律师执业行为规范》（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）。
   • 的现代化： 这些规范全面吸收了现代法治国家的职业伦理准则，核心内容包括：
     • 忠诚于法律： 把忠实于宪法和法律作为首要准则。
     • 公正司法/客观公正： 法官居中裁判，检察官客观公正。
     • 为民服务： 强调法律职业的社会责任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
     • 清正廉洁： 严禁以案谋私、徇私舞弊。
     • 勤勉尽责： 律师应尽职尽责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     • 回避与保密： 完善了亲属、利益等回避制度，并确立了律师的绝对保密义务（律师法第38条）。

3. 深化与完善（十八大以来）：

   • “以德治国”与“全面依法治国”相结合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“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”，法律职业伦理被提升到国家治理战略的高度。
   • 司法责任制改革： “让审理者裁判，由裁判者负责”的司法责任制，将法官的权力和责任直接挂钩，倒逼法官提升职业伦理和业务能力。
   • 员额制改革： 通过严格的遴选，将最优秀的法律人才留在司法一线，从入口上保障了法律职业群体的整体素质和伦理水平。
   • 强化监督与惩戒： 建立了更完善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机制，加大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惩处力度，如“法官惩戒委员会”的设立。
   • 核心价值观引领： 将“公正、廉洁、为民”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职业伦理建设，强调职业伦理的文化认同和内心自觉。

总结与展望

中国法律职业伦理的发展史,是一部从传统吏治伦理，到西方法理伦理的移植，再到政治伦理的冲击，最终回归到现代职业伦理重建的曲折历史。

• 成就： 当前，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内容相对完备、形式相对成文的法律职业伦理规范体系，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深度融合，法律职业的社会地位和专业性显著提升。
• 挑战：
  • 内化于心： 如何将外在的规范条文，真正转化为法律从业者内心的职业信仰和行为习惯，仍是长期课题。
  • 独立性保障： 如何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，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和律师依法独立行使职权，抵御不当干预，是伦理实践中的核心难题。
  • 社会转型压力： 在社会矛盾多发、利益诉求复杂的背景下，法律职业面临着巨大的执业压力和伦理考验。

展望未来,中国法律职业伦理的发展将继续沿着“职业化、专业化、精英化”的方向前进，其核心目标是建设一支“忠诚、为民、担当、公正、廉洁”的高素质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，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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